八大方面回顾中国足球近年发展：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建设远远不够

记者鲁蜜报道 2015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下简称《总体方案》）正式公布，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等各方面给中国足球指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七年过去了，对照《总体方案》，中国足球到底完成了多少？尤其是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建设层面。

《总体方案》第二大条即是“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细化为六条，分别是明确定位和职能、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优化领导机构、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协会管理体系、加强党的领导。

作为改革主体，中国足协积极反应，很快就配合相关部门制定了改革方案，并且付诸实践。

2015年8月17日，在《总体方案》出台五个月后，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外公布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下简称《足协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改变中国足协与足球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架构”、“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改革完成后，体育总局不再具体参与足球业务工作”、“足球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作为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进入足协工作，免去事业单位职务”、“中国足协不再作为中央预算单位，实行财务公开”、“减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代表，增加职业联赛组织代表、经济界或法律界的社会人士代表”、“健全转向委员会”等。

《足协改革方案》印发后，2017年1月，体育总局足管中心正式撤销，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各地方足管中心也纷纷撤销，“脱钩”工作基本完成。

完成脱钩工作后，中国足协内部机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2018年，经过细化扩编后，中国足协成立了27个部门和3个下属单位，同时开始进行中层竞聘，孙雯、肇俊哲、谭海等专业人士以不同身份进入中国足协工作。不过，2020年5月，中国足协对机构进行了精简，设立秘书处，内置16个部门。两年内，随着足协领导的更换，内部机构变化频繁，对中层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稳定性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017年1月17日，在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足协首次对外公开了上一年度财务报告与下一年度财务计划和预算，此后成为足代会惯例。

中国足协官网显示，目前下属会员协会总计50家，其中省级（含4个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足协）协会32家，重点城市协会13家，行业协会5家（煤矿体协、火车头体协、大体协、企业体协和军体训练中心）。

2017年6月，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杜兆才担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2019年8月，在第十一届中国足协会员大会上，对《中国足球协会章程》进行了几处修改。

应该说，足协改革基本是按照《总体方案》中的相关要求逐步展开的，并且取得了一定效果。

《总体方案》将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放在总体目标和调整改革中国足协之后，显示了高层的重视程度。原因很简单，只有职业俱乐部健康稳定，职业联赛才能良性生存，两者又关系到国字号队伍及整个中国足球大环境的健康。

第一，要促进俱乐部健康稳定发展。2016年1月，中国足协宣布，禁止俱乐部异地搬迁，该政策符合《总体方案》要求，避免俱乐部随投资者变更而在各城市间频繁迁转、缺乏稳定依托。

严格准入，规范管理职业俱乐部，充分发挥其在职业联赛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中国足协有完整的准入体系，2020年前，各俱乐部基本都能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完成准入手续。不过，2020年受疫情影响，在准入上问题频出，直到四月底五月初，才有了最终的定数。

那一年，三级联赛有20多个俱乐部未能通过准入，主要是因为欠薪，而且，欠薪是早就存在的，但一些俱乐部居然可以“过关”。问题没能解决，债务越积越多，去年集中爆发，出现生存危机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总体方案》提出，“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2021年年初，足协对中性名实行“一刀切”，但在此之前，只有山东泰山俱乐部完成了股改。其他俱乐部都是在强制改名后才开始行动，但成功者寥寥。目前来看，职业俱乐部股改落地并不顺利，企业或个人投资无从谈起，各地政府对此热情也不高，对于俱乐部股改，目前相关主管部门一直没有出台指导性文件，未来发展并不乐观。

第三，《总体方案》对球员薪资及外援名额限制等做了要求，要求加强俱乐部劳动合同管理，严查“阴阳合同”、及时纠正欠薪行为等规范。从2018年底开始，中国足协设置了“四大帽”，此后逐年收紧，但欠薪并未得到解决，纠正欠薪行为却成了难题。遏制欠薪有两个门槛，一是准入机制；二是球员到足协仲裁。但准入机制执行起来没那么严格，球员申请的仲裁也无法执行，于是，便有球员去民事法庭起诉的案例。截至上赛季，中超16家俱乐部只有3家不欠薪。

《总体方案》要求改进完善足球竞赛体系和职业联赛体制，包括加强竞赛体系设计，调整组建职业联赛理事会，完善竞赛奖励制度，维护竞赛秩序，加强行业管理，促进国际赛事交流六个方面。

加强竞赛体系设计。完善竞赛结构，扩大竞赛规模，增加竞赛种类，建立健全本市青少年足球、社会足球等赛事体系，形成赛制稳定、等级分明、衔接有序、遍及城乡、惠及全市各类人群的足球竞赛格局，是《总体方案》的要求。2021年，体育总局出台了《关于开展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在加强竞赛体系设计方面，要创新赛事运行机制，通过安排专项资金、政府购买服务和提供公共资源等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办赛。

调整组建职业联赛理事会，此前的职业联赛理事会是中国足协于2012年设立的，而《总体方案》中的“职业联赛理事会”与之有本质区别，也就是俗称的“职业联盟”，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在法律地位上是全国性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和中国足协同级。不过，“职业联盟”在组建过程中几度停滞，2020年春天时决定在当年年底成立，参与联赛实际运作，不过，这个“职业联盟”和当初设计的有些不同，没有被赋予应有的权力和职责，如今职业联赛千疮百孔，俱乐部对职业联盟的热情也大打折扣。

关于奖励制度，足协在2018年底也出台了相关规定，但在早期，依旧有部分俱乐部开出天价保级奖，近些年由于俱乐部出现经济危机，甚少发放奖金。

最后，在维护竞赛秩序和加强行业管理方面，中国足协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整改措施，针对赛事安全、裁判公平以及严查足球行业违纪行为等进行规范。本月2日，体育总局、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查处赌博、假球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切实加强行业自律的通知》，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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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方案》中关于改进足球专业人才培养发展方式，分别为扩展足球运动员成长渠道和空间、加强足球专业人才培训、加强足球管理人才培训、设立足球专业学院和学校、做好足球运动员转岗就业工作。

《总体方案》印发后，中国足协在社会足球发展上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2017年开始，中国足协连续三年获得亚足联草根足球激励奖。2018年1月，中国足协发布公告，将业余联赛更名为中冠联赛，纳入联赛体系，截至2021赛季，中冠分为四个赛区，共有56支球队参加，已进入中超序列的武汉三镇、成都蓉城都打过中冠。

2021年3月，在全国社会足球工作会议上，足协相关负责人针对全运会群众足球比赛、“我爱足球”中国民间争霸赛、中冠联赛、五人制赛事、五人制教练员培训、沙滩足球、“梦想中国”社会责任活动等项目，进行了专项介绍。

关于“改进足球专业人才培养发展方式”，《总体方案》提出“鼓励足球俱乐部、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选派职业球员、青少年球员到足球发达国家接受培训，并力争跻身国外高水平职业联赛。”

在送球员留洋方面，中国足协和各俱乐部、社会力量一直都在努力，以各种方式将各年龄段球员送去了不同国家，武磊登陆西甲算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但整体效果无法令人满意，也没有达到提升中国足球水平的目的。而且，在“送出去”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转内销”这样的恶劣情况，去欧洲过一水后转头回到国内拿高薪，有违初衷，根本没有达到提升水平的目的。

从去年开始，中国足协启动了新的留洋计划，再次输送男女球员到欧洲俱乐部，目前已经成行的包括加盟瑞士超草蜢的李磊和贾博琰，加盟葡超维泽拉的郭田雨，加盟拜仁的刘邵子洋；女足则有加盟热刺的唐佳丽，加盟凯尔特人的沈梦雨，效力于欧伦竞技的沈梦露等。而按照中国足协的计划，未来还将把更多球员甚至成建制的送往欧洲。

2017年7月，中国足协面向全球招募足球专业人才，强调了三个特点，“突出专业化”、“突出社会化”、“突出国际化”，2019年上任的足协秘书长的刘奕浸淫体育产业工作多年。在人才渠道改革后，的确有不少具备专业背景的技术人才进入中国足协工作，但对于这些人才，很难说足协做到了人尽其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国家队的改革与发展是《总体方案》的重要环节之一，包括精心打造国家队、完善队员选拔机制、提高服务保障能力、加强教练团队建设、统筹国家队与俱乐部需求等五个方面。

在精心打造国家队方面，足协及各管理部门加强了组织领导，对国家队进行国家荣誉感、社会责任感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等方面的教育。女足国家队在亚洲杯半决赛和决赛阶段遭遇日韩阻击，但她们顽强拼搏，克服了各种困难，时隔16年重回亚洲之巅，就是最好的证明。男足虽然连续两届世界杯未能杀出重围，不过，相对于更早时候连12强赛（10强赛）都无法进入，还是略有进步的，只是，未能达到“以优异表现振奋人民群众信心”的要求。

而在国家队教练团队建设上，外界诟病甚多，6次换帅，但无论是世界名帅还是本土教练，都未能提升国家队水平和成绩，也未能形成稳定的技术风格，可以说，回报很低，甚至可以说没有。

在队员选拔机制上，每届国足教练团队都把技术能力和意志品质当做首要条件，也征召了一些归化球员，但对于归化球员的使用和管理，缺乏办法，未能人尽其才，最近连续两次都未能如约到位。

在服务保障和经费投入方面，足协做得不错，各俱乐部也服从大局，全力支持配合国家队工作。只是在“完善国家队同职业联赛及其他各层级联赛协调制度，综合把握国家队赛事周期和国内赛事安排”上，因为疫情因素，未能执行更科学的方案，导致联赛和国家队层面“双输”。

《总体方案》对足球场地建设管理专门给出了三条指导性意见，分别是“扩大足球场地数量”、“对足球场地建设予以政策扶持”、“提高场地设施运营能力和综合效益。”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2015年8月，在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表示，拟出台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

2016年5月，发改委、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5块以上，有条件的地区达到0.7块以上。足球设施的利用率和运营能力有较大提升，经济社会效益明显提高。《规划》还对校园场地开放、公共体育设施开放、其他社会场地开放和场地设施的高效利用给出了相应要求。

2017年6月，住建部发布了《关于做好足球场地设施布局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9年7月，发改委、体育总局、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印发《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11月，发改委又公布了首批21个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重点推进城市名单，2020年5月公布了第二批20个城市名单。发改委官方信息显示，2020年，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2亿元，支持41个重点推进城市的80余个企业建设运营社会足球场地，预计将撬动30多亿元社会资金投入，建成1100多块社会足球场地。7月，发改委、体育总局组织召开视频工作会议，会议指出，2019年以来，中国社会足球场建设数量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建设任务完成率明显提升，取得了明显成效。

《总体方案》在完善投入机制中提到各地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成立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加大彩票公益金支持力度，加强足球产业开发，加大中国足球协会市场开发力度，建立足球赛事电视转播权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发展足球。

加大财政投入的对象包括“场地建设、校园足球、青少年足球、女子足球、国家队建设、教学科研等方面。”2018年2月，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表示，过去三年，中央财政投入6个多亿元作为校园足球扶持资金，各个省区市层面上，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来累计投入200个亿元。

2016年12月，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成立，涉及的公益项目多达10余项，涵盖了青少年足球、农民足球、职工足球、场地建设、围困帮扶等方面。

彩票公益金多年来一直是中国足球基层赛事的重要支持力量，特别是社会足球和青少年足球发展。财政部信息显示，2017年度彩票公益金中，有4亿用于足球公益事业。

足球产业发展与职业联赛质量息息相关。鼎盛时期，中超影响力和受关注度很高，商家趋之若鹜，版权费甚至卖出了“80亿”。但近些年商业价值大幅度下滑，2021年，体奥动力和中超公司解约，随后入局的替代者代价只是3年2.4亿。社会资本对足球暂时失去了兴趣，职业联赛欠薪已成普遍现象，大多数投资人无力继续支撑，股改被迫提上日程，但成功者甚少。

当然，也有好消息，2019年7月，支付宝宣布“十年十亿”支持中国女足发展。

发展中国足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总体方案》为了加强对足球工作的领导，要求建立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从2016年起，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就深入到各地进行调研和指导工作。体育总局也按要求加强了对足球改革发展的政策研究和宏观指导。

正如《总体方案》的总体目标是要改善足球发展的环境和氛围，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形成足球事业与足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

最后，使得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足球成为群众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全社会形成健康的足球文化；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积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也是所有人对中国足球最美好的愿景。

想要一一实现这些目标，确实需要各方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协同配合，共同推动足球改革发展。各地方把足球发展改革纳入重要议事议程，如今，职业俱乐部都在按照《总体方案》寻求股权优化改革，力求保障俱乐部稳定健康运营，作为职业联赛的根基，将职业联赛重新回到有序发展的阶段。而要完成股权优化，需要狠抓落实、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更需要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支持当地足球协会工作，推动本地区足球发展。

最近一两年，国内足球舆论环境不是太好，最近一次关于中国足球的舆论风波来自行业内外间的争论，但长期下去，对中国足球来说并非好事。

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首先中国足球要做好自己。正如人民网评论这次争论所言，“对于中国男足相关的所有人来说，当前的第一要务，是真正的反思自己如何改变，面对接下来的两场比赛，拿出什么态度，改变大家的看法。中国足球的未来不取决于球迷的看法，而取决于‘足球人’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足球，真心改变。”

近现代中国足球发展源流、现状及对策

梁竣淇 马斗成

足球运动，最早的起源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蹴鞠”或名“塌鞠”。最早说法见《战国策·齐策》:“临富甚福而实……塌鞠”。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蹴鞠得到了更大发展，几乎是万人空巷，而且蹴鞠成了宫廷的主要体育活动。近现代足球起源于苏格兰，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就以其独特魅力广受国人欢迎。活跃于近代中国足坛的球员李惠堂，曾被联邦德国的一家权威杂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然而，随着足球成为中国备受关注和喜爱的体育运动之一，中国足球的发展却命运多舛，步履维艰，辜负了国人的支持与厚爱。探寻中国足球发展历程，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对促进中国足球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上海成为中国近现代足球的发祥地

说到中国近现代足球，不能不提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开设租界的门户城市，上海西人聚居，教会组织众多，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深受西方影响，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引进西方事物，包括体育运动的主要窗口之一，仅仅晚于香港，曾有着“中国足球摇篮”“远东足球重镇”之称。可以说，上海是中国近代足球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现代足球发展的摇篮。

1848年，当足球运动第一个文字形式规则《剑桥规则》诞生时，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也受到教会学校影响，开启了中国近代竞技体育的新纪元。1867年11月，上海西人成立了一个足球总会，也叫足球俱乐部，并制定了一些足球规则。后来根据会员各自的单位逐渐分裂为不同的球队，例如海军足球俱乐部、警察足球俱乐部等等。但上海足球俱乐部仍然承担着领导组织所有上海西人足球俱乐部的职责。19世纪末，足球被纳入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

1895年，圣约翰书院成立了上海第一支全都是中国面孔的足球队。虽然不敢说这是全中国第一支足球队，但也是中国近代早期的足球队之一，被人称为“圣约翰辫子军”。此后不久，上海南洋公学也成立了自己的足球队，1902年，两所学校模仿牛津与剑桥之间的足球队比赛，开始举行足以载入中国历史史册的系列对抗赛。于是，足球就成了当时上海 各个有名气的学府里流行的一项运动，连各大中学学府比如赫赫有名的徐汇公学也在这项“新运动”中成为“弄潮儿”。

1902年，上海足球会成立（简称“西联会”）开始举办史考托杯赛。作为上海当年影响力最大的足球赛事，史考托杯参赛者不准有中国人的球队，也不许有中国面孔。为此，上海国学生、百姓合力创办了华东校际足球联赛，共有8所学校的足球队参加。为了对抗“西联会”， 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协进会）成立，推选张伯苓为董事长，王正廷任名誉会长。同年，中华足球联合会（简称中联会）在上海成立，这是近代中国足球运动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此后，随着全国运动会以及全国分区足球赛的举行，标志着足球运动已经取得了广泛关注，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展。

二、近现代中国足球由荣耀走向衰落

足球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历史的传承。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的共同语言只有两种，一种是音乐，一种是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足球在全世界流行度非常广泛，特别是一些欧美国家，足球水平比较高，足球运动和足球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但少为人知的是，足球在近代中国的热度比之如今毫不逊色，并且代表着当时的亚洲最高水平。

论述近现代中国足球发展史，李惠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1922年，年仅17岁的李惠堂入选香港最有名气的足球劲旅——南华队，出任主力前锋。1925年，李惠堂应邀来到上海筹备上海乐华足球队，1927年率队包揽了当年“西联会”举办的甲组赛、高级杯赛和中华足球联合会举办的甲组赛三项冠军。尽管没有拿到史考托杯冠军，但李惠堂和乐华足球早已成为了中国足球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中国流传这样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在旧中国，一位足球明星能够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字相提并论，确实超乎寻常。他以顽强的拼搏，高超的球艺，赢得了“亚洲球王”称号。1976年，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李惠堂与巴西贝利、英格兰马修斯、西班牙斯蒂法诺以及匈牙利普斯卡士齐名，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1924年，中华民国足协建立，中国足球真正实现了体系化、制度化，第一次出现代表国家外战的正规球队，1924年也被国足视为成立之年，标志着中国足球开始起步，足球在中国成为规范化的竞赛。1931年加入FIFA，也印证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足球的认可。其时，中国足球在亚洲开始进入强盛发展的“黄金时代”。和李惠堂一起涌现出了第一批开天辟地式的先驱，1915年至1934年，中国获得远东运动会九连冠，并于1936年、1948年两次入围奥运会。这时，中国足球在亚洲是当之无愧的霸主。随后的时间内，由于政治等原因，整个世界足坛都出现了一段真空，中国足球也不例外。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成立了中国足协，冲击1958年世界杯决赛圈失败后，退出FIFA。其后是十年“文革”，足球被禁止。改革开放后，1979年重新加入FIFA。此后，中国队冲击1982世界杯决赛圈失败。这是中国足球长期封闭，重返国际足联后首次冲击世界杯出线权，实质上它是中国足球现代史的开端。从1976年起，中国队连续9次参加亚洲杯足球赛，并于1984年和2004年两度打进决赛，不过都饮恨而归。他们在第一次世界杯上的亮相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但是输掉了全部三场比赛且失9球不入1球。

1992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元年。1992年6月召开的“红山口会议”，被喻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以职业化作为足球改革的突破口，也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1994年，第一届甲A联赛开始，中国足球年正式迈入职业化道路。2003年赛季结束后，甲A、甲B联赛改制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和中国足球甲级联赛。进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决赛圈，是中国足球的最鼎盛期，此后“国字号”球队成绩乏善可陈，倒是恒大足球俱乐部分别在2013年、2015年两次夺得亚冠冠军，为中国足球挽回些许颜面。

振兴和发展足球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关系到群众身心健康和优秀文化培育，对于建设体育强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积极的意义。2015年3月16日，备受瞩目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称《方案》)正式对外公布。作为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方案共有50条改革措施，无论从内容还是规模来看，都可称之为新中国足球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改革，也意味着中国足球改革进入“深水区”，未来的改革之路也更加引人关注。2016年4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以下称《规划》)出台。规划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时间段，近期要实现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发展目标；中期实现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的发展目标；远期则要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

如果说《方案》是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纲”，《规划》则是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目”，纲举目张，未来中国足球的发展迎来了更明确的时间表和更清晰的路线图。

三、实现中国足球振兴任重道远

自中国足球被大众关注以来，惨案、悲剧就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中国男足参加国际赛事，数次在最后时刻“翻船”，演绎出一系列“黑色三分钟”，这似乎成为中国队心理上难以逾越的屏障。“5.19惨案”、“伊尔比德惨案”、“金州惨案”、羊城惨案、博哈尼的羞辱、世界杯惨案……一次次冲击着中国球迷脆弱的心灵，“你想不痛快，就看国足比赛！”“你想心情一吊糟，就去看中超！”……网友这样评价。

三大球中，唯有足球运动才是中国发明的。目前，中国男足在世界范围内只能算是一个三流的球队，亚洲范围内也仅仅算是二流球队。中国是足球运动的发源地，现在中国落后的足球运动成绩和地位，与足球发源地的地位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大范围推广足球运动，大幅提升足球运动水平，使中国成为世界性足球大国和强国，才能和这种发源地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地位相匹配。

一是加强青训体系建设。良好的青训体系是足球人才的最根本的来源。在欧洲乃至世界足坛，几乎每一家球队都非常看重自家的青训营，比如巴萨拉玛西亚青训营、阿贾克斯青训营、曼彻斯特联青训营、拜仁慕尼黑青训营等，培养和出产了大批享誉世界的足坛巨星。曾经，支撑着中国足球的是举国体制的培养训练模式，为中国足球输送了不少人才。但2004年之后，足协把青训的任务交给了市场，原有青训体系崩塌，多年来青训的进展发展缓慢，甚至原地踏步，甚至不断倒退。实现中国足球腾飞的梦想，就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校园足球及中国足球发展的殷切希望，牢记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进一步完善校园足球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探索和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和特色的青训体系，为中国足球的腾飞壮骨强筋、固本培元。

二是全民普及足球运动。目前，中国足协注册青少年球员不足7000人，为日本60万、西班牙62万的1.4%和1%。注册职业球员8000人，足球人口季度匮乏严重影响中国足球的发展。全民普及足球运动，增加足球人口基数，冒尖的优秀球员数量自然也会相应增加。要主动融入顶层设计，认真贯彻落实《方案》《规划》要求，为大力普及社会足球提供强大支撑。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广泛开展群众性足球业余联赛，带动社会足球赛事活动深入群众身边。要推动场地建设，提高校园足球场利用率，进一步改善足球场地硬件设施条件，为广泛开展社会足球运动提供有力保障。要解决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破解体制机制落后问题，管办分离，去行政化，克服“伪职业化”倾向。

三、要强化联赛建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美足球强国的经验告诉我们，高水平联赛是足球发展的必经之路。联赛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根本，我们的国家队球员在联赛中选拔、提高和成长，国家队的进步离不开联赛的健康发展，联赛才是国家队生存发展的基础。联赛标准要向国际看齐，坚持开放、创新，不断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来改造提升联赛水平。联赛组织要更科学，俱乐部建设更规范、更健康。要加大职业联赛文化建设和行风建设，健全全方位、立体化的足球行业监督体系，坚决防范“假赌黑”等问题卷土重来。要坚持“足球从娃娃抓起”，推动青训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切实提高俱乐部自身造血功能，实现良性循环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国家队培养输送优秀人才。要增强大局意识，共同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努力取得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成绩。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 梁竣淇；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马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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